如何看待新闻工作者当打手的问题，在去年夏天旺中集团修理黄国昌教授而大犯众怒时，曾有相当的争论。我想再谈一谈，是因为这个问题，我们还会随时遇到，在这个不幸的媒体环境里。

记者不配合上面指令，难道要丢掉饭碗？有人主张，为捍卫原则，不得不然；有人则认为，不该苛求作为劳方的记者，追究的重点在于整个结构、体制。这是之前争论的主要命题，不仅在「走路工」事件，在置入行销问题热议时亦然。

首先我觉得，两方往往都太快接受「为新闻伦理而抗命就会丢掉饭碗」这个假设。它有时成立，但常常不会。不服从不一定只有走人，更不是所有抵制行动都会让人失业，新闻工作者依然太少尝试团结抗争的途径。

这一行里面，也不是人人每当接到违反新闻伦理的指令或暗示，就会陷入天人交战，思及失业陷入贫穷的恐怖下场后，才悲愤地做出抉择。有些人顶多唸两声，再被长官唸两声，就配合了。有些人担心的，不过就是升官慢一些，被竞争对手先卡位。还有些人上述困扰皆无，服从天经地义，最好再多揣摩一些，表现得更积极亮眼一些。

这种种情况，实在不能以「人人必须工作餬口，要怪就怪整个结构」的体谅说词概括。

按照这种说词，将没有人需要为媒体之恶负责，因为没有人觉得自己是结构。我曾因自己和同事所写的不利当局稿件被社内变相封杀，向总编辑抗议，他在自称多幺开明之余，无奈地加了一句：「但是遇到○○○议题，我就没办法了。」显然，总编辑也自认被结构所限，他没责任。

大老闆呢？据报导，去年11月，当时联手洽购壹传媒的三大股东会见壹传媒高层主管的场合，蔡衍明还对王文渊跟辜仲谅说，关于以后中国新闻的处理，「你们二位大股东要考虑一下，因为你们在大陆还要发展，以后会遇到什幺事还不知道，到时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们。」可见他们也不是结构，他们很身不由己。

这幺说来，我们体谅的对象，是不是要从记者、中层主管、总编辑，一直拉高到大老闆的层级？

张娟芬在《骂干的方式》文中说得好，如果一名记者为保住工作，而违背良心作抹黑报导，那幺他应当不能拒绝被这样描述：「只要以饭碗相胁，你就会在良心上让步。」而「打手」的定义大致如此。

我换个方式讲，如果这名记者为了收入而作假作恶，那幺这收入，他得到了，职位也安稳了，还要什幺？难道他得到的评价，还应该跟那些为维护原则而抵抗或离开的人一样？他不是做了选择了吗？

针对个人的谴责，到什幺程度才算公允，也许很难衡量，但我们不能轻易地以结构之名，根本否认了谴责的正当与必要。对恶的谴责，是对善的鼓舞，媒体内部尚存的良心需要这样的力量注入。善恶不分、什幺都好，只会瓦解一切行动的可能。

週日深夜爬稿至此，恰好传来中国《南方周末》编辑部罢工了。新闻自由的台湾，看看人家是怎样面对「结构」吧！